[5]2015年中央审议通过《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计划在2020年之前将现行15个税收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或者废止。

[13]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44]日本学者杉原泰雄认为，现代市民宪法与近代市民宪法阶段性不同之一即为加强了参政权的保障，既是受标榜人民主权的民众斗争的压力，也是从谋求其体制内化，确保追求稳定的利润的观点出发进行的。

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认为，免于饥饿的自由具有优先地位，在私有制和财富不均的社会里不能奢谈自由，只有拥有面包才能拥有自由。虽然国际人权公约规定这类权利的主体是人人，但其主体实际是老弱病残，包括失业、退休、下岗，以及老人、妇女、母亲、儿童、残障人士等。[16]参见前引②，［法］邦雅曼·贡斯当书，第24-27页。五四宪法总纲第13条、第14条规定了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条款。法律面前平等与法律上的平等并无实质差异。

事实上，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中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对以工人为中心的民众来说，甚至意味着保障失业的自由、饿死的自由、平均寿命的低。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是这部宪法的两大原则。五四宪法同样保护自由，但却是一种民主理解下的自由。

严格而言，立法平等是政治平等，司法平等是法律平等。一方面，义务是主权所有者的标志与共同体成员的荣耀。[2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3页。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只是保障剥削阶级极少数人的利益和自由，而剥夺极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由。

[48]并且指出，只有这种宪法，才是适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5]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虽然以英国哲学家伊赛亚·伯林著称，但其思想渊源来自法国政论家和文学家邦雅曼·贡斯当。

[55]起码在理论上，社会权保障最大限度地提供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正当性，是对非一己之所私的民主政权的具体阐释。1791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公布了《妇女和公民权利宣言》，1848年美国纽约小镇Seneca Fall召开了第一届妇女权利代表大会，签署了《美国妇女独立宣言》。2.立法中心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体现 五四宪法充满了对国家权力的乐观期许，基本权利规定继承了信任国家权力的民主传统，体现了人民民主主义的立法中心主义。这一规范不仅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在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体现，也意味着宪法课以公权力积极的作为义务，表现出人民民主主义政权对公民政治自由的高度重视。

该种积极自由是干预主义的结果，属于经济民主，并对经济自由予以限制。[31]身份平等则是基于对封建等级社会的反动，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描述了从等级有别的封建社会过渡到商业社会自由签署契约的平等状态。[16]第四种是以伊赛亚·伯林为代表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权利的获得来源于国家法律规定，个人只有具备公民资格才能享有国家赋予。

有学者认为：1954年宪法同时体现了民主主义精神，宪法不仅规定了公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还规定国家供给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这些自由、权利的实现。[52]根植于资本主义国家左派的平等观念，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导致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与社会矛盾的加剧，20世纪初叶，福利国家滥觞，社会权作为这一理念的体现，规定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宪法之中。

一般认为，法律上与法律面前是有差异的。……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

[20]五四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五四宪法总纲第18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五四宪法将平等权置于首位是民主主义的内在要求，突出体现为权利义务相统一。社会权条款体现了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了这一假说的经济实证基础，基本权利不再以怀疑眼光抵制和对抗国家权力，反而作为政权本身须待加强。美国宪法学者认为，宪法中的人民是一个法律概念，既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法律意义，《权利法案》中人民的政治意义在于表明美国政体的民主性，及自由民主的国家体制。

[19]五四宪法第87条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其二，对资产阶级形式平等虚伪性的矫正。

[7]洛克在《政府论》（下册）中系统阐述的政府目的在于保护个人自由成为自由主义宪法的正统。五四宪法妇女选举权规定尤其标示其现代性与先进性，其立法方式殊为独特。

它既不同于防御国家的消极自由，亦不同于注重参与的积极政治自由。德国学者认为，平等是针对行政与司法两权适用的用语，要求这两权必须以法律作为准则，予以平等地、合法地适用。

其次，这部宪法规定了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利义务相一致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每一个人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石元康：《柏林论自由》，载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6页。进入专题： 五四宪法 民主主义 自由观 。

民主主义宪法认为民主是首要之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建立并巩固国家权力。[46]社会主义不将个体视为原子式的个人，而是共同体中的一员。

事实上，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中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对以工人为中心的民众来说，甚至意味着保障失业的自由、饿死的自由、平均寿命的低。欧洲学者认为，《人权宣言》酝酿了三种革命的萌芽，即自由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种革命在自由思想的历史上具有相等的地位，代表了从单一的个人主义精神，发展为社会主义极端观点的进步性拓展。

亦可参见[英]以赛亚·伯林：《论自由》，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180页。[50]社会革命发现一种对自由和平等新阐释的社会根源，与自由派和民主派法定的形式主义相比，其更重视权利的实质而非形式。

后者建立在财产私有基础之上。五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寄托了对国家权力的信任而非怀疑和抵抗。社会主义原则的加入扩展了自由的范围，社会权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合理性。[18]其中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划分较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

美国宪法学界注重权利法案仅始自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1940年2月20日撰写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53]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11]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隶属于共产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于对极端个人自由主义积弊的批判，在扬弃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提下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个人自由。

社会主义宪法致力于矫正个人自由畸重之积弊，五四宪法的平等权不仅具有优位性，[27]也是出于民主主义与民主政体的内在需求，构成参与公共与政治生活的前提。两方面内涵都蕴藏在平等法理之中。